翟东升 | 全球发展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挑战
作者按：11月18日人民大学在通州举办第一届全球发展论坛。过去一个多月我一直在深度参与论坛主报告的起草和多轮修改工作。包括核心观点与整体框架在内，主报告都是集体创作成果，经反复修改、审稿和打磨之后，成稿与初稿差异较大。为向读者展现在全球发展问题上我本人的思考和文字，特将我自己起草或者参与深度修改的部分，也就是报告初稿的前半部分，拿出来供朋友们批评指正。由于是仓促赶出来的初稿，必然还存在若干粗糙乃至谬误之处，还请朋友们多包涵。一、序言
人类社会周期性地在繁荣与萧条、冲突与共生之间来回摆动。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又是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期，人类的命运再次来到十字路口。21世纪中期的人类会向哪里去？该向哪里去？相比于此前的几次大抉择，这一次，中华民族终于有了较大的发言权和选择权。这些权利的获得，离不开过去百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成功的革命、改革和发展；而我们今天的选择，不仅对中国人未来百年的发展，而且对全世界80亿人的命运，都有着系统性的、方向性的影响。
基于过去五百多年的世界发展史，也基于过去一百年中国人的奋斗史，本报告提出一个核心主张：以发展为解决之道，以全球为发展平台。本报告所定义的发展内涵，不仅指经济产出的增长，更重要的是指经济增长背后的科技进步、有形与无形资产的积累、人的各类能力的提升，以及社会组织模式的变革。五百多年的人类发展史告诉我们，对世界市场的争夺带动了人类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持续进步；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是最具革命性的发展力量。发展会带来各种新问题，但是发展带来的问题需要靠发展模式的不断变革以及进一步的发展来得以解决；除此之外，并无良方。而本报告所定义的“全球”，在含义上有别于“世界”。世界是“平”的，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主要指世界市场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的二维空间。而此报告中的全球则是三维立体的，其中除了传统的国家间政治经济互动之外，还包含了很多全球性问题和挑战。上至太空，下至海洋，宏大如气候变迁，微小如病毒变异，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全球性的，也必须依靠全球的团结合作才能共同应对。
二、全球发展模式的历史纵深
2.1从大航海到工业革命：发展带来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
15世纪之后，人类航海技术的发展将海洋从文明绝缘体变为文明超导体，无远弗届的世界市场体系由此而成型，给世界各地的人类带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大航海为世界各地带来新的农牧品种，粮食总产出的增长导致全球总人口突破此前千年的天花板而实现大幅增长；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深化，令海洋经济和商业贸易日益繁荣，人口从内陆向海边聚集，从农村向城市迁徙，海洋性国家相对于大陆性国家获得了明显优势。
但是，机会与挑战总是形影不离，大航海的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世界各地带来了流行病毒、奴隶贸易、殖民屠杀、海盗与倭寇等时代性的大问题；世界人口在大幅增长，但是绝大多数地区受限于耕地和资源约束，人均财富量并没有增长，甚至还有局部倒退。有的民族抓住机遇，积极进取，从地区性小国逐步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心，比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有的民族则回避风险，主动放弃先发优势，退出对海洋的竞争，比如明清时期的中国；还有很多民族虽然努力反抗挣扎，最终无力回天，遭受了被肢解削弱乃至亡国灭种的命运。
世界市场带来的利益诱惑叠加地缘竞争带来的安全焦虑，在欧洲国家之间引发了长期的战争和危机，迫使参与海洋争霸的欧洲国家竞争性地投入武器装备研发和全球地理探索等科学研究，从而推动了一系列科学发现；另一方面，世界市场带来的巨大利润，足以覆盖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所需要承担的巨大成本和风险，从而让民用技术也出现了加速进步的趋势。
在此基础上，到19世纪初，英国和西欧地区孕育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是继大航海之后的又一个划时代变革。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带来供给侧的效率提升，悄然解决了此前人口增长加剧的马尔萨斯陷阱问题，全人类的人均产出和能量消耗从此开始大幅增长。但与此同时，工业化发展的双刃剑也带来很多新挑战，比如早期资本主义模式伴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环境污染，更带来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普遍贫困化和南北方之间的所谓大分流。在此后的两百年里，如何才能学习、追赶乃至超越英国式的工业革命，成为横在德国、苏联、美国、中国等后来者面前的重大时代性问题。后发国家都进行了各自不同方向的探索，力图用更好的发展模式来解决英国式工业革命带来的问题。
2.2工业化与现代化赶超的多种道路
事实证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模式并非只有英国开拓的唯一道路，不同民族根据其不同的基本国情、文化传统和时代条件，探索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不仅可以殊途同归，甚至可能后来居上。
欧洲大陆的后发国家为了实现对英国工业化的赶超，在发展模式上尝试了新理念和新方法。在统一德意志第二帝国之后，掌舵这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王朝的俾斯麦，拒绝了殖民扩张老路的诱惑，而是致力于内部挖潜。他靠普及教育和大力资助理工科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来提升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并通过建设福利体系来缓解日益紧张的国内阶级矛盾，最终在以电力能源为标志的第二轮工业革命中后来居上，靠质量而不是靠规模实现了对英国工业化模式的反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俾斯麦的继任者们未能坚持其发展道路，而是在19世纪末转而模仿英法等国去搞殖民扩张和大国争霸，最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毁掉了自身的上升势头和历史机遇。
与德意志民族发展轨迹类似的还有东亚的日本。作为岛国，日本在海洋时代到来的时候开东亚的风气之先，率先拥抱英国式的工业化。他们的发展道路是学习和追随强者，通过殖民扩张、远交近攻牺牲邻国以自肥，给东亚地区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与灾难。日本的另一个特点则是以小博大，加足杠杆赌国运。在明治维新之后他们屡次赌对，在对中国、俄罗斯和东南亚的扩张战争中不断获益，但是在二战中满盘皆输，失去独立完整主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二战之后，被动地走上和平发展道路的日本，反而实现了经济崛起，人均GDP甚至一度大幅反超美国。
在对英国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批判和修正上，俄罗斯民族比德意志民族走得更远。在建立苏联之后，他们创建了全面的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体系，优先发展重工业，据此打败了不久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入侵，并在二战之后建立起自身主导的经互会体系，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分庭抗礼。相比于此前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苏联模式之下的普通劳动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和照顾，人均受教育水平和福利水平都有了大幅提升，在妇女解放和帮助落后民族发展等领域也取得巨大的进步，甚至反过来迫使西方世界也不得不推进更多的国家干预政策、平权运动和福利举措。但苏联经济模式的缺陷在于，它未能建立起一个繁荣而有竞争力的消费品部门，从而导致在同西方的贸易中总是处于严重的逆差，而这为此后的经济崩盘埋下导火索。在对外战略方面，承平时期的苏联领导层既不敢坚守世界革命的理想而与西方资本主义彻底摊牌斗争，又不能放下身段与后者实现真正的和平与共生，而是在长期的意识形态对立和阵营对抗僵局之中越来越僵化，并且在处理阵营内部的国家间关系上大搞霸权和大国沙文主义，最终导致阵营离心离德和国家的崩溃失败。
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历了一个不断迭代演进的过程，最初，美国通过抢夺印第安人土地发展种植园经济；到南北战争后又迅速聚焦到制造业经济。二战之后，美国开始逐渐转向金融和科技立国，新世纪互联网经济的繁荣更是让其相对欧日的领先进一步拉大。这种基于世界市场的产业结构迭代演进，一方面有利于巩固它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龙头地位，确保其GDP和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但是另一方面也的确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虚拟化，以及内陆地区同东西海岸之间的巨大贫富落差。这种社会经济变迁在国内政治上导致了民粹泛滥、族群对立等严重后果，主张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领导人特朗普的上台正是源自于此。
2.3艰难探索的全球南方国家
过去五百年的教训之一是，落后国家要想实现赶超非常困难，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二战之后近八十年，能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国家其实只有寥寥几个：新加坡、韩国、以色列以及中国（包括台湾与大陆）。其它一百几十个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在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挣扎前行，有的甚至出现了倒退。
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其不幸。纵观全球南方各国的发展道路，有很多常见的错误和教训。
第一种错误，也是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没有及时完成去殖民化和社会革命的任务，从而停留在前现代状态或者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这类国家的政府虽“小”但却不“美”。他们通常收不到税、雇不起人，从而无法向国民和企业提供充裕、有效的公共产品，更无法帮助自己的私人部门获得国际竞争力。
第二类常见错误，是满足于出售自然资源挣易钱，挣快钱，结果陷入资源诅咒：自然之物的采掘挤出了人的劳动，抑制了人的发展。出售自然资源带来的财富被极少数人获得，并且以移民和投资的方式连人带钱都离开了母国，只留下混乱贫穷和满目疮痍。
第三类错误是满足于发达国家给安排的所谓国际分工，经济结构单一，或者永远只能做门槛低而低附加值的产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种错误的常见表现，就是迷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迷信所谓自由竞争和小政府，自废长城、自废武功。他们相信发达国家所教的，而不是观察和学习后者曾经所做的。这种错误表现为过早过度开放本国资本项目，没有对自己的潜在优势产业实施必要的扶持和培育。南非、俄罗斯和一部分拉美国家陷入去工业化的窘境和中等收入陷阱，便是因为这种错误。
当然，上述经济发展政策的错误往往还伴随着一种政治制度上的错配，那就是选择了不适合自己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政治制度或分配制度。西方流行的票决民主，带有重分配而轻发展的特点。政治家们为了继续当选，往往致力于讨好自身选民群体的短期利益，而不是从全民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这样的制度安排解决不了后发国家工业化赶超的发展任务。早熟的选举制度和移植自西方的法律制度，导致其社会变革所需的集体行动难以实现，基础设施落后，资本无法积累。这种错误的制度安排，相当于在没有完成发展和积累的前提下提前享受昂贵的奢侈品，往往导致经济和政治动荡，反过来又被称为劣质民主。
1992年之后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其实是一个混合物：公共部门的强大学自20世纪中期的苏联，出口部门的优先发展和产业升级则学自日韩等国的东亚模式，高科技产业和数字经济的繁荣及其背后的PE、VC的风险创业投资则神似美国。博采众长、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最终造就了中国模式的成功。未来，中国的进一步成功，也许需要适度学习欧洲的经验，也就是发展优先，在发展中保持发展与分配之间的动态平衡，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尽管先进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成功的范例，但在世界市场发展了500多年之后的今天，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口生活在贫困与匮乏之中，真正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不过三四十家，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前现代状态或者不发达状态。在这三四十家工业化国家中，正在实现数字化和新能源转型的国家寥寥无几，而中国正是其中之一。
2.4近现代发展史的基本经验与教训
纵观500多年来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经验、教训：
发展带来机会和增长空间，但也会带来巨大的挑战乃至危机，但是归根结底，最终要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发展。需要不断改进和探索发展模式、不断地做大蛋糕，在增量博弈和合作共赢中解决问题，而不是被锁定在存量博弈和对抗思维中。发展和分配之间应该是动态平衡的，发展应该被放在分配之前。
从匮乏到过剩，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物的稀缺性正在被逐步消除，人的重要性，尤其是作为创造者和消费者的人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人类的发展模式越来越以人为本，或者说“以人民为中心”。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并非此消彼长、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成就。繁荣的私人部门帮助国家在大国对抗或竞争中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而强大的公共部门则为私人部门的产业国际竞争保驾护航，为后者创造和维护市场。前现代国家的特点是政府太小，无法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苏联的教训则是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太高。成功的现代化国家，基本都是大政府，且能够不断地提升政府效率。
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决定了不同国家各自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巨大差异。历史告诉我们，并不存在最优的制度解，而是适者生存、不断演进。昨天还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制度和传统，到了今天就可能难以为继了，到了明天、后天甚至只能成为传说。只有与时俱进，不断改革，才能保持长盛不衰。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发展是改善人类处境、解决各种时代性问题的唯一可取办法，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挑战和新危机，人们很容易诉诸冲突和战争，但是最终我们仍需以不断迭代演进的发展作为解决之道。回顾历史，我们还发现：全球化的大趋势将世界各地的人类命运越来越紧密相连为一个共同体，包括人口、商品、资本、数据等各类要素越来越高频地跨境流动，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必须以全球为平台去探索人类整体性的解决方案，才能应对层出不穷的多维度的问题和挑战。
三、当今世界的全球发展挑战
此时此刻，全球发展正面临着来自多个领域的挑战和威胁，这些问题横跨政治与安全、经济与金融、气候与环境、科技与产业、文化与社会等多个方面，对全球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峻考验。全球发展挑战越来越复杂多元，且相互交织，这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来加以面对，更需要创新全球发展理论，用发展应对挑战。
3.1政治与安全：国家间冲突与国内政治变革相交织
没有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本前提，经济发展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是近年来，全球政治和安全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两极对立格局，当下全球政治危机更为复杂化和弥散化，成为了全球发展所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以俄乌冲突为代表的国家间冲突仅仅是当代全球政治冲突中比较显性的一部分，更加重要的政治变革发生在许多国家的内部，表现为民粹浪潮的汹涌和原有政治制度的失效。
如果将后冷战时代的北约东扩看作缓慢而有力的地壳运动的话，俄乌冲突的爆发便是一次岩层断裂和应力释放带来的大地震。这场战争的展开方式，既没有后冷战时代美国实施的历次高科技战争所展现出的那种行云流水，也没有俄方在战前所预期的那种摧枯拉朽，而是在数字技术的时代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种绞肉机和堑壕战的残酷场景，从而证伪了此前三十年流行的高科技条件下的自由主义军事改革思维。快速而持久的生命和财富消耗，对于乌克兰人民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对欧洲经济也是间接但沉重的打击。到本报告写作为止，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七个季度，双方在乌东战场上陷入僵持状态，展现出长期化和外溢化的趋势。
所谓外溢，是指俄方为了在当下的战略僵持中取得优势，有意地将冲突引向对手的战略后方，从而引发非洲、中东等地的一系列政变和冲突。最典型的表现是，俄罗斯私人武装组织瓦格纳在非洲不断取得胜利，策动一批非洲国家的军队连续实施了七场反法政变，并在非洲的矿业领域获得每年将近千亿美元的收益。这种政变输出的手法，与后冷战时代美欧在俄罗斯周边策划的系列颜色革命针锋相对，但是各有特点：一方诉诸非政府组织和选举，而另一方诉诸私人武装、军队和政变。
就非国家行为体在主权国家的支持、纵容或默许下进行的跨境灰色活动而言，瓦格纳这样的私人武装和擅长颜色革命的非政府组织网络仅仅是冰山一角；除此之外，还有跨国毒品交易、有组织的黑客、跨境电信诈骗等等。这就如同候车大厅里突然黑了灯一样，匿名效应让原本就缺乏信任的陌生人之间更加相互忌惮与防范。由主权国家纵容乃至支持的这些跨境灰色活动，持续地毒化国家间的互信和合作氛围，从而将国际秩序拽向丛林状态。
国家间冲突上升的背后，是各国国内政治整合度与稳定性的下降，其根源在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民粹浪潮的异军突起。民粹浪潮的出现，离不开后冷战时代的两大变量：一是各国内部贫富分化的加剧，二是信息传播方式的变革。
关于贫富分化的量化研究告诉我们，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相反，后冷战时代全人类的贫富分化整体上其实是在缩减的，中下层人民也受益于全球化带来的产出增长和技术外溢。但是，随着穷国的富人向富国的富人靠拢，而富国的一部分就业岗位随着产业资本的全球迁徙而流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穷国，全球化将原本存在于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之间的巨大财富鸿沟，内化进了各国内部。由于绝大部分人口终其一生也不会出国，所以此前存在于南北方之间的巨大发展鸿沟是普通人无法实际感知的。但是随着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各国的穷人能够通过更多渠道了解到他国和本国的富人是如何奢靡富足的，从而产生了一种相对被剥夺感。中国古人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就很好地解释了一方面世界各国的中下层民众生活在改善，另一方面他们却越来越不满的奇怪现象。我们基于后冷战时代全球数据的量化研究显示，在经济上行期，贫富分化对于政治动荡并不起明显作用，但是在经济下行期，贫富分化越严重，政治冲突爆发的概率越大。
信息化、数字化带来的人类信息获取和传播方式变革，也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后果。移动互联网的普及给全世界的普通人赋能，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公共空间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态度。即便是不识字的非洲部落民众，借助太阳能充电的廉价手机的屏幕，也可以在第一时间获悉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这一技术变迁本应使得世界走向真正的平等和民主，但实践中却大大激化了民粹浪潮。随着个体从信息的接受者变成加工者和传播者，信息茧房的生成破坏了原有的社会共识，几乎每一个社会都开始变得更加民粹、分裂和极化，此前人们所普遍崇拜的自由民主体制正在摇摇欲坠，难以为继。美国政治的分裂与极化便是最典型的表现，而欧洲的贫富分化虽远不如美国严重，但是欧洲右翼民粹政党也在获得越来越多的选票支持。我们的量化研究显示，手机普及率与各国的政治不稳定程度高度正相关。在大众传播被数字化传播取代的今天，各国政治制度也将面临着革命性变革的压力。
3.2经济与金融：美元潮汐对全球南方形成伤害
全球货币与经济体系的不公平性，在疫情应对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美欧日英等国在疫情应对上的表现参差不齐，甚至令人失望，但是他们都祭起了同一种法宝，那就是大规模地印钱和发钱。所谓印钱，就是凭空地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买入更多的本国国债，从而让政府能够各种方式给民众发钱搞补贴。央行资产负债表在两年内扩张十万亿美元，是发达国家渡过疫情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危机的核心办法。发钱的好处是美欧日英的十亿民众获得的，表现为旺盛的消费和反超中国的惊人经济增速，但是其代价却由全世界一起承担，因为这四种货币是全球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占据了国际货币体系（以加权平均计算）的约九成份额，其中美元一家独占55%左右。美国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扩张了一倍多，但是累积的通胀却没有那么多，因为一部分超发的美元以购买外部商品、服务和资产的方式流向了全球，带动了全球南方的高通胀。这再次让人想起美国前财长的那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正是由于疫情期间主要央行的“印钱”和财政的借债发钱，导致了西方国家通胀的抬头，两者之间的存在大约18个月左右的时滞。而在疫情消退之后，美联储又进入了延后但是迅猛的加息周期，导致全球外围地区的美元迅速回流美国。美国的放水和缩水，完全是根据其国内的需要展开的，但是却给世界、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带来巨大的负外部性。自美元进入加息周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本币汇率大跌、通胀严重的局面之中。美元的潮涨潮落，给美国经济带来了稳定，却将全球南方的数十亿人口置于时而大涝时而大旱的境地。
受新冠疫情后遗症和地缘政治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全球经济应对短期冲击的韧性严重不足，同时中期增长前景不够乐观。疫情后的“疤痕效应”显著，经济复苏放缓，全球经济缺乏足够的牵引力。美国经济表现出的强势超过预期，但是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受通胀和能源供给的影响，债务高企，产业外移，经济疲软程度加剧。
尽管欧元区通胀率在下降进程中，但此前能源危机、原材料价格上涨、供应链不稳定等因素对通胀产生的推动作用仍需要较多时间进行消化。疫情和对俄制裁造成的经济衰退，使欧洲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更为谨慎，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货币政策的刺激效果，并额外提升了社会福利的需求。
日元在过去两年里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跌，其中除了美元因加息而强势的原因外，日本在其核心产业上面临失去竞争力的风险，也是日元趋势性走弱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在汽车等领域的崛起，日本正在失去第一大汽车出口国的地位。与之相似，德国法国等欧洲汽车大国也在面临中国新能源汽车带来的挑战。
3.3气候与环境：气候变化加剧国际贫富差异
21世纪第二个十年是有气温纪录以来最热的十年，气候危机陷入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气候问题引发了一系列全球环境与社会经济问题，负面效应不断加重，至少将在21世纪上半叶引发两个层面的全球挑战：
一是由气候暖化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危害。
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土壤退化等生态环境损失，需要各国耗费大量资金和技术开展生态修复。极端天气事件，如强热浪、洪水和飓风，导致了生态系统的破坏，影响了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海平面上升使沿海地区面临更大的风险，土壤退化威胁着农业可持续性。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各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和技术，以恢复受损的生态系统，减缓环境破坏，促进可持续发展。
同时全球还面临因干旱、洪水、高温等异常环境所引发的次生灾害，比如移民问题、粮食生产与安全问题等。气候变化对全球粮食生产和安全产生了严重威胁，不稳定的气候条件影响了农业产出和农民劳作，这些次生灾害对国际社会造成了巨大负担，需要应对国际合作和协调。
二是面对气候变化的韧性差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将不断扩大。
气候治理能力的显著差异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发展中国家不仅缺乏相应的技术和资金应对气候危机，也面临兼容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挑战，在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支付越来越高的成本修复生态环境，还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更要面临绿色转型的路径选择，平衡工业化、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特殊矛盾。而发达国家却能借助绿色转型创造更多的资金和技术优势，通过建立气候俱乐部的方式建立全球政治话语权和领导力，借助排放指标和碳关税抬高后发国家追赶和竞争的门槛，最终不断扩大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贫富差距。
面对气候和环境危机，全球发展方式迫切需要一场路径重塑，不同于先污染、后治理的欧洲工业化进程，后发国家的新发展路径需要在保障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将生态纳入发展，将发展作用于生态。
3.4科技与产业：新一轮竞争拉开大幕
尽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人口都还没有实现工业化，但是世界发展的步伐却丝毫不会停留等待，而是进一步呼啸前行。进入二十一世纪，数字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突飞猛进，尽管其全貌还未完整显现，但其经济史意义很可能超过19世纪后期的电力革命，而能与大航海和工业化相媲美。这一轮正在展开的科技发展与产业变革，已经让二十世纪工业化的成功者（比如欧洲和日本）初现掉队之势，而一部分后发国家（比如韩国、新加坡、以色列和中国）则有可能后来居上。
在数字经济领域，目前居于领先地位的仍是美国。凭借其全球人才优势、创新精神、法治传统和繁荣开放的资本市场的加持，美国的互联网平台企业在全球数字经济领域跑马圈地，占据了明显的先发优势。数字经济中反复出现的“赢家通吃”逻辑，严重挤压了实体生产部门和传统流通部门的谈判地位与利润空间。一个清晰的例证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资本市场的市值增长主要由所谓“七姐妹”贡献：苹果、微软、alphabet（谷歌母公司）、亚马逊、英伟达、特斯拉和Meta（脸书母公司），而标普500指数中的其它493家企业则相对平淡乃至乏善可陈。仅苹果一家的市值便已经达到了2.9万亿美元，超过了英国前100家上市公司的总和。基于上述软件和硬件企业的资本、科技和数据积累，OpenAI和Midjourney等人工智能新星正在冉冉升起，有可能在未来的十年内成为新的巨头。
如果说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发展上有希望跟美国一较高下的话，那么中国无疑是最有潜力和实力的一个。在数字经济领域，中国紧追美国，依靠十四亿人的本土大市场和人才、资本等要素的喂养，中国拥有阿里、腾讯、字节跳动、京东、拼多多等平台型企业，并且其中一些正在走出国门，形成了以TIKTOK、Shein、TEMU为代表的一系列海外平台。如果说全球软件创新中心仍位于美国西海岸，那么全球硬件的创新与生产中心则位于中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通信领域的华为、无人机领域的大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比亚迪与宁德时代，以及光伏风能等领域的一批企业，在技术水平和市场份额上都已经实现了对美欧日同行的反超。而正是这种竞争和反超引发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导致了美国对中国“小院高墙”式的各类制裁和打压，尤其是在芯片领域发动的一轮又一轮卡脖子行为。
相比而言，日本、德国、法国等传统制造业强国，已经隐约显现出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掉队的迹象。欧洲的创新精神并没有消失，欧洲的青年企业家也想创建UBER和滴滴打车那样的互联网企业来改造传统出租车行业，但是由于欧洲一体化的事业仍在中途，欧洲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因而他们的梦想难以实现。创新和变革带来的好处可能只属于法兰克福的创业者、资本所有人和德国财政部门，但是变革带来的受损者则是欧洲各国的出租车公司，由此而减少的税收和增加的失业补助将由欧洲各国各地的财政和社会保障账户承担。缺少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整合和泛欧跨国转移支付的财政补偿，欧洲各国所保留的那点主权权力事实上联手将欧洲版的Uber和滴滴扼杀在了襁褓之中。由于类似的机理，其它功能领域的本土互联网企业也未能生根发芽长大，欧洲的互联网市场主要让美国企业占据，并且其发育相对迟缓。
而日本呢？相对于其曾经的殖民地韩国，日本在数字经济领域出现了明显的落后，而三星则凭借其芯片和智能手机等产品在数字时代的全球市场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因如此，我们正在看到韩国的人均GDP近年正在超过日本，而在数字时代刚刚开启的2000年，韩国人均GDP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有趣的是，日本也借助其在芯片材料上残存的若干优势，制裁了韩国的芯片产业，以试图保持自己的地位。我们不禁要问，假如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和老欧洲失去他们在汽车和化工等市场上的传统优势地位，缺乏互联网平台企业又让他们无法培育出强大的人工智能产业，届时他们该如何自处、如何振作呢？
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推动新一轮的“大航海”，将世界各个角落的人口链接到一起展开分工与竞争，只不过这次链接的通道不是在海上而是在网上。新能源的发展正在推动新一轮的工业革命，能源生产和能源使用方式都在迭代演进，只不过这一轮的工业革命比此前的更加绿色、更加智能。当然，除了数字经济和新能源之外，生物技术也有可能在未来一代人时间内出现大爆发，治愈癌症和其它顽疾，甚至能以比较安全可靠的方式让人暂时地返老还童，从而导致人均寿命的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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